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邻避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。邻避现象大都源于风险项目，往往是公众为了规避环境污染的风险而产生的。我们想知道，政府和企业在风险项目决策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？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？怎样从源头上化解邻避现象？为此，本报记者与相关专家进行了对话。
　　秦天宝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环境法研究所所长；较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司法理论研究基地（武汉大学）副主任；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；曾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（UNEP）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及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项目环境法专家。

　　对话人：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秦天宝
　　采访人：中国环境报记者杨奕萍

　　风险项目决策环节中哪些内容极为关键？
　　■应把风险沟通视为一个核心环节来对待。

　　中国环境报：您怎么理解邻避现象？
　　秦天宝：邻避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，是一种社会现象。这种现象是指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填埋场等，对个人身体健康、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，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，以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、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抗争行为。
　　中国环境报：邻避现象的发生，与风险项目决策不无关系，您认为在风险项目决策中哪些方面比较重要，为什么？
　　秦天宝：邻避现象产生都是来源于一定的风险项目，风险项目的决策机制很重要。它包括3个环节：风险评估、风险沟通以及进行相应的风险决策。我国目前在风险评估方面做得比较好。但是风险沟通方面存在一个误区，就是把科学结论等同于公共决策，在程序上忽略了与公众沟通的过程。风险决策是一项公共决策，以科学结论为基础，但是风险决策不能停留在科学结论本身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这事儿在科学上是对的，决策者就一定要做它。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，虽然科学论证是对的、是好的，但是公众不支持，所以决策者也只能放弃。
　　比如说，一个大的建设项目，可能由于与公众沟通得当，从而顺利开展；而一个比较小的项目，由于沟通不当，导致公众反对甚群起而攻之。所以我们应该把风险沟通视为一个核心环节来对待。
　　而风险决策则是综合考量风险评估结果、民众接受程度、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后进行综合平衡的一个结果。但是现在常见的一种现象是，风险决策以科学结论为基础，但没有对外公开，引起民众反对和抵触；而一旦反对声音过大过激，舆论形势不可控制时，政府通常会中止或暂停项目。我觉得这是一种“三输”状态，与政府、 企业、公众“三赢”的理想局面相反。政府决策没有得到大家支持，一旦被推翻，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损害。企业已经通过正规合法程序、进行了大量资金投入，却又不得不说停就停，企业的损失谁来承担？而对公众来说，原本因为风险项目建设带来的社会福利受损。比如拟建项目可以为社区带来财政收入、周边环境和道路交通改善、社区服务硬件提升等。当前国内因邻避现象导致的群体性事件，大都以“三输”状态结束，让人感到非常遗憾。